偷渡悲剧 惨不忍闻

“偷渡”这个词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在日本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耳闻目睹了偷渡者的种种悲惨遭遇，每当忆及，就好像一团污物堵胸，憋得透不过气来，令人心酸的惨剧使我如鲠骨在喉，促使我向人们讲述所见所闻的那一幕又一幕。

夜色苍茫的海面上，一只机动渔船被紧紧地罩在光柱之中，从船头两侧激起的高高的浪花中可以看出这艘渔船正在全速向前行驶。甲板上站着的几十个人一齐向船后张望着，脸上露出惊慌和绝望的神情。在渔船的后面，一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亮着探照灯紧追不舍。终于，渔船精疲力竭地停了下来，巡逻艇立即靠了上去……这是日本海上保安厅提供的录像带上的镜头。

电视画面上：一群男男女女身上被挂上号码牌，鱼贯走出船舱，日本警察将他们一个个押解上岸，画面上的文字显示：“又有××国偷渡者被逮捕。”

在每一次的偷渡活动中都有蛇头在其中作祟。为了从偷渡者身上尽可能地获取不义之财，蛇头采用欺骗手段，千方百计鼓动人们偷渡。我问过一些来自国内的偷渡者为什么要偷渡，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是蛇头把日本说得天花乱坠，似乎日本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腰，俯拾即是，到了日本即使不干活也能大把大把地捞钱。

为了诱使人们下决心偷渡，蛇头对偷渡者许诺实行“租船运送——接应上岸——送至住地——介绍工作”等“三包”、“四包”的“一条龙服务”，而且，还可以不用事先交纳“偷渡手续费”，待偷渡成功上岸，偷渡者向家里报告“喜讯”后，再由家里人交付。在蛇头的宣传和“优惠条件”的诱惑下，一些梦想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人踏上了偷渡之路。

然而，殊不知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冒险之路，一旦在这条路上迈出腿就再难以回身。因为蛇头要从每个偷渡者身上收取的“偷渡手续费”高达20—30万元人民币，偷渡者要筹措这样一大笔钱多是靠东拼西借凑起来的，有的甚至借了高利贷，期望到日本打工赚上一大笔钱，除还上借款外，还能拿不少钱回家过日子。但是，日本的警察机关、海上保安厅、入国管理机关为了防止偷渡者登陆上岸，派出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在海上实行严密堵截，在陆地开展大规模搜捕行动，偷渡者一旦被抓，希冀打工挣钱的梦想就会破灭，借下的巨额债务也无法偿还。沉重的债务包袱压在偷渡者及其家属的肩上与心上，这样的压力又迫使偷渡者不惜一切代价设法再次偷渡，把钱捞回来。因此许多偷渡者在被逮捕遣返回国后不久，就又拼死偷渡，跌进了“偷渡—失败—再偷渡”的恶性循环中。

在我去探视被捕的偷渡者时，他们许多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认为到日本来就为了打工挣钱。其中一个偷渡者对我说，他特别庆幸被日本警察抓住，见我很不可思议的样子，说：“我刚刚踩上日本的土地边儿就被抓住，属于偷渡失败，我就不用向蛇头交付20万元钱了，那是用我们家的房产抵押借来的。要是在登陆一个多星期后再被抓，那可就惨透了，又得按偷渡成功付钱，又没法挣钱，我们一家人只有死路一条了。”

蛇头为了赚取最大的利益，尽量节约开支，减少成本。他们让偷渡者乘用的偷渡船只，一般都是从个人或轮船公司购入的已经退役或濒临报废的破旧船只，很难抵御海上长达十数天风浪的冲击。被捕的偷渡者告诉我，蛇头在招募偷渡者时好话说尽，条件许诺得令人心动，一旦偷渡者上钩开始踏上偷渡之途，蛇头就会翻脸不认人，凶相毕露。有的偷渡者登船时发现船只锈蚀斑斑破旧不堪，与蛇头所许诺的完全不一样，害怕在海上发生危险而拒绝登船，结果被蛇头枪杀后抛下大海。偷渡船快要接近日本领海的时候，为了逃避日本警察的搜查，偷渡者们都藏匿在船上不引人注意或经过改造的舱房里，最多时一条小小的偷渡船上竟载着近百名偷渡者。舱房空气污浊，食品饮水短缺，有的人因此生了重病或受了重伤。蛇头嫌带着他们上岸累赘麻烦，又极容易被警察发现，竟然凶残地用匕首把他们的肾脏刺破，抛入海中。1997年11月，在大阪的一条被遗弃的偷渡船内就发现了四具被杀的中国偷渡者的尸体，成了偷渡路上的冤魂。此外，日本在海上部署了大批反偷渡的力量，当偷渡船在海上遇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艇的拦截时，就慌忙掉转方向夺路逃跑，但由于船只过于破旧，剧烈的海浪颠簸和猛烈的方向转换，使偷渡船经常发生倾覆事件，不少偷渡者坠海死亡，葬身鱼腹。

1998年8月发生在东京的8名偷渡者死亡的事件更是触目惊心，现场惨不忍睹。据在死神身边转了一圈的当事人讲，他们共有16人一起偷渡，在大连，蛇头把他们装进集装箱，准备偷渡到日本东京的大井码头。蛇头告诉他们，集装箱卸到日本码头后，会有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外面的人连咳三声，里面偷渡者轻敲两下）前去接应。当时正值炎夏酷暑，在一个多星期的海上航行中，外面是高达摄氏近40度的高温，而集装箱仅有直径不及三厘米的几个小孔可以与外面通气，箱内堆满了货物，根本没有活动空间，加上阳光直接曝晒，船在海上走走停停，箱内的温度就有近摄氏50度，闷热难当，偷渡者赖以生存的只有几瓶矿泉水和几个干面包。在集装箱被吊放到码头上时，里面的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在迷迷糊糊之中弄出了声响，被码头管理人员发觉。当日本警察根据举报打开集装箱时，发现有8名偷渡者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开始腐烂，泛出阵阵恶臭。其余尚能喘气的8个人也已经处于高度衰竭、奄奄一息的垂死状态。

偷渡者即使闯过偷渡路上的重重风险，“成功”登陆日本，也并非就此踏上福地，可以放心地实现自己的黄金梦，而是还要继续吞咽自己酿造的苦酒。有的人因家中实在贫困，无力如约支付高额的偷渡费用，被蛇头关押起来遭受毒打，最后被抛弃在街头。他们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哭告无门，只好露宿在公园的长椅上，靠乞讨和检拾别人丢弃的食物为生。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时间过去很久了也仍然无法从脑中挥去。那是一名福建籍船员，当时年仅25岁，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一年前，当他所供职的货船停靠日本码头时，他偷偷地跑上岸，成了一名偷渡者。在日本的日子里，他辗转多日才找到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儿，为了生活，他每天拼命地在工地上奔波。因为他没有在日本合法居住的签证，是个“黑人”，雇主就借机千方百计地压低他的工资，而他既怕被雇主炒鱿鱼，丢掉挣钱的机会，更怕雇主报案被警察抓起来，所以他不能争辩，也不敢争辩，只好忍气吞声，总想着拼命干上几年，攒够了钱就回家。谁知还不到一年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就摧垮了他的身体，胰腺癌将他拖到濒临死亡的边缘。然而，雇主不但不给看病，反而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把他抛在我驻日本大使馆的大门前扬长而去。使馆领事部的外交官们只好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向国内核实他的身份，用最快的方法为其购买机票，当即送到机场让他登机回国。据后来国内传回的消息说，这名偷渡者在回到家两天之后就离开了人间。

在日本滞留下来的偷渡者终日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他们经常变化住地，东躲西藏，生怕哪一天被日本警察发觉抓住。然而，由于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警察采取了大规模的巡逻、揭发和搜捕活动，大批偷渡者陆续被逮捕关进监狱。在一起使用假护照偷渡的案子中，一次就有12名中国偷渡者被日本入国管理局截获。那是在1998年7月，这些偷渡者在东南亚某国家接到蛇头交给的前往日本的飞机登机牌，乘机来到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一到机场候机大厅，早已有四名日本男人拿着贴有偷渡者照片的伪造日本护照正在等候他们。偷渡者当即在大厅内被分配组成“家庭”，四名日本男子分别充当各自“家庭”的“父亲”，偷渡者则按照年龄、性别被分配担当“母亲”、“女儿”、“儿子”等角色。正当他们神秘兮兮地制造“家庭”的时候，入国管理局的官员发现了他们的可疑行迹，一举将他们全部抓获，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在被关押期间，一些偷渡者患上了肝炎、癌症等疾病，一些人则由于无法克服关押造成的恐惧、孤独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患上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每当我到拘留所或监狱里探视被捕的偷渡者时，心情都十分复杂。一间间如鸽笼般的探视小屋，钻有若干小孔的隔离玻璃，旁边监视的日本警察，被捕的偷渡者惶恐的面容和要求早日回国的迫切心情，都使我产生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难以言喻的感情。1997年4月，在长崎遣返了一批被捕的偷渡者，在码头上，这些被遣返的偷渡者们脚步匆匆地登上运送他们回国的轮船，有的人在急步登上舷梯的时候激动得脚下站立不住，险些滑倒，还是在我国民警的搀扶下，才走进船舱。我看到他们都很年轻，可是每一个人都是满脸的沮丧与无奈，我心中暗暗猜度，他们是不是在想回国后如何向蛇头交付那巨额的“偷渡手续费”？从他们的神情来看，绝大多数人都带着一股精明和聪敏，如果在国内各种行业好好干，他们一定都是很能干的青年。

近年来，日本经济萧条，许多公司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偷渡者在日本并不能够很容易地找到挣钱的工作，于是有些偷渡者便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或充当蛇头的帮凶，参与绑架杀人、勒索钱财，以致被日本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或因分赃不均引起内讧，在中国人之间互相残杀；有的女偷渡者则从事色情服务，以出卖色相赚钱维持生活。